当地时间2月1日，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称昂山素季与总统温敏及一些民盟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这距离昂山素季上一次从软禁中被释放不过10年时间，她一生断断续续被软禁了十余年。而缅甸从1962年起长达50年的时间一直是由军政府统治，期间，所有暴力机构、权力和媒体都在军方控制之下。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曾在20世纪90年代探访缅甸，试图在缅甸寻找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精神影响，她发现，尽管人类对于民主有强烈的渴望，但奥威尔的《1984》正在这一个国家无可避免地蔓延，在某些程度上，它又像是《动物庄园》的热带缩影。出版《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之后，她又多次返回缅甸，她发现，军政府虽然在2010年主持了大选，但民主却只是他们更好地操弄权力的幌子。如今，昂山素季再次被扣押，监控技术的发展必定也已超出奥威尔的想象，缅甸所面临的会是怎样的未来呢？

  缅甸的监控机器无孔不入而且很有效率，让人恐惧。它由国防情报局（Directorate of Defence Services Intelligence，DDSI）掌控下的一系列不同部门组成，在缅甸的通俗说法是军情机构（Military Intelligence，MI）。军情机构的权力很大：监控所有缅甸民众。它们注视着可能对制度构成明显威胁的因素，包括武装力量自身，并且瞄准任何曾经公开批评政府的人、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国内外的外国人。一言以蔽之，任何一个人都被监视。一名曼德勒的朋友提醒我，军情机构和它的信息员无处不在。他告诉我，在一些城镇，监控机制通过社区来运作，当地军情机构的鹰犬每天向中央机构提交报告。他有些畏惧地说，当局无所不知。醉汉发表言论，当地市场失窃一篮芒果，两口子之间的口角，军情机构都会知道。这种控制思路非常高效：“老大哥”真的无处不在。

  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无处不在的“电幕”监视着所有党员的举动。他们的家里安装着同时传送指令和搜集信息的双向屏幕，房屋中的一举一动都能被看到。通过这种电幕，党的思想警察可以监视民众每日举动的细枝末节。

  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他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不知自己已受到监视。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的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

  在缅甸，监控方式没那么高科技，但同样高效。军情机构的武器是一系列可以监控民众的条例。登记制度要求家家户户都必须在当地政府那里登记家庭每一位成员。如果客人在这里留宿，他们也必须填写登记表。旅行也有限制，在全国各地的道路上遍布检查站进行查问。所有的通讯设备，比如电话、传真机和上网用的调制解调器都必须登记，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这一些设备都会被惩以监禁。“他们非常、非常职业，”一名仰光的缅甸记者和我谈论军情机构，“他们经过最好的训练：培训人员来自苏联克格勃的秘密警察。”虽然很难对他们讳莫如深的工作方式来进行调查，但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军情机构接受了苏联以及其他有着非常丰富监控经验的国家的培训，包括以色列、新加坡和东德。所以，即使没有发达国家那种隐蔽的摄像头和记录设备用来监控电梯和购物广场，军情机构的触角也无处不在。他们了解你在哪里睡觉，和谁睡觉；他们能够截查你的通信，阅读你的邮件，他们能够窃听你的电话交谈。他们几乎在每个公共场所都有信息员，从大学、办公室到寺院、茶馆。

  作为英国警官，奥威尔负责类似的情报搜集。在缅甸，监控是英国警察的主要工作。在从英国驶出的轮船上，一名新警官遇到一名苏格兰警察，后者告诉他一些怎么来控制缅甸民众的窍门：“老弟，有三个根本原则：第一个是监管，第二个是监管，第三个还是监管。”

  英国在缅甸的警务工作，很注重通过对民众的严密监控达到侦查和预防的效果。曾经的罪犯被贴上“犯罪前科”（History Sheeters）的标签，他们的名字和记录被列入“恶棍”目录，因此警察可以对他们保持关切。警察会按时进行检查前科罪犯——经常在深夜，去确认他们是否安稳地躺在床上，有没有出去违法乱纪或者挑战帝国的权威。

  苗基是一名退休工程师，大半生都在为政府工程设计桥梁和水库。他有一张轮廓分明、胡桃木色的脸，嘴唇因为嚼槟榔带有深红色。“你必须小心，”他警告我，“我们的军情机构无孔不入。即使他们不在，信息员也会在。”在缅甸，信息员有时叫作“斧柄”（pasein yo），意味着用来砍伐树木的武器，部分原料来自树木自身（有趣的是，当局也用这个意象把昂山素季称为“斧柄”）。“他们就像猎狗，为猎人到处搜寻食物。”苗基这样解释。利用非正式的信息员，军情机构变得不可思议地高效，他说。体制运转如此良好的原因很简单：谁是信息员，谁不是信息员，不可捉摸。

  我经常问我的缅甸朋友，你怎么辨认信息员或军情特工。这显然没有简易明了的方法，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建议，从可笑的到神秘的。缅甸南部一名退役球员告诉我，所有的军情人员都是右腕戴表，右手吸烟。“这是他们的特别标识，以便互相辨认。”他认真地说。有一段时间，凡看到右手吸烟者，我总是有些猜疑，直到我认识到许多朋友，大概缅甸人中有一多半是用右手吸烟，右手戴表。

  奥威尔读书会的年轻作家貌果，经常优先选择坐在茶馆的中央，他对那些坐在角落座位能够正常的看到整个茶馆的人保持警惕。他告诉我，信息员从来不会选择房间中央的位置。我的一名英国摄影师朋友，尝试记录缅甸劳改的证据，当他注意到一名男子的笼基下面有着手铐的轮廓，想到自己被军情人员跟踪了。一名缅甸朋友宣称有第六感：“你能时时注意环境的变化。如果有什么人在门口或者监听电话，我会有感觉。你可能做到的就是灵巧、警觉。”

  苗基问我是否听说过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想象出的圆形监狱。圆形监狱的运行机制和奥威尔《一九八四》里无处不在的电幕如出一辙，让人民随时随地都在被窥视中。这种监狱设计得只需要屈指可数的警卫就能控制许多囚徒。中央塔楼能够正常的看到每一间牢房，囚徒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被看到。然而，中央塔楼是无法被看到的：囚徒们无从得知塔楼是否有人。这套系统的运作原理是：如果你觉得自身被监视，你的反应就像你确实被监视一样。“所以，你懂的，”苗基说，“有没有信息员，这无关紧要。我们始终相信信息员无处不在，这就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自己的信息员。”

  苗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槟榔的刺鼻气味随风飘来。他轻抚我从泰国带给他的信件，带着胜利的微笑说：“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我的内心怎么想？他们不知道。”

  我告别茶馆里的苗基，绕道回到旅馆。过于在意无处不在的盯梢，让我有些惴惴不安。我会有些妄想狂地审视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估量他或她有多大可能是信息员或军情机构成员。当我独自坐在茶馆有人接近，问我太多问题，我会反应冷淡。事后我会有些后怕。我对在眉苗遇到的钦若心存内疚。她向我讲述她的故事时，潸然泪下。当我离开之后，却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怀疑她是一名信息员，想用苦肉计让我告诉她我在缅甸做什么。

  我尝试戴上很多缅甸朋友在公共场合习惯戴上的面具。在早先一次来缅甸的旅程中，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下他的牌友。我看到他一边与他们打牌一边开玩笑，但是当我们离开，他告诉我在一起打牌的五个人中，他只信任一位。在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被禁锢的头脑》里，我读到过对这种在公共场合自我表演的描述，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在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独裁阴影下的波兰生活。他写道，在这么一种环境里，人们必须成为演员。“不在剧院舞台上表演，”米沃什说，“但是在街道、办公室、工厂、会议厅甚至自己居住的卧室表演。这种表演是一种高超的技巧，建立在高度的精神戒备的基础上。每一个词在离开嘴唇之前，必须评估它可能会产生的后果。错误时刻的微笑，多余的一瞥，都可能会引发怀疑和指控。”我对那位打牌的朋友念出米沃什的描述，他眼前一亮。“是的，是的！”他非常感兴趣地说，“那就是我们。我们好像都困在一场演出之中——或许是莎士比亚的一出悲喜剧。”

  当然，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都必须扮演环境规定的固定角色，但是对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游戏没那么危险。如果我们对错误的人说了错误的事情，不会以入狱告终。在缅甸，人民轻易地被强制或者被恐吓，加入汇报身边人举动的行列，当你与他人口角的时候必须小心。如果你得罪了邻居，他可能告诉军情机构你是间谍，或者说你有情绪。那么，接下来，就会有人夜半敲门。“他们对你的指控是否成立，这不重要，”一位朋友告诉我，“你将会被带到一个拘留中心，被折磨或者被施压，直至你承认你没做过的事情。然后你会被投入监狱，你的家人或许不会获知你的去处。他们可能成年累月地寻找，直到你在某个时候被释放，或者永远找不到你。”

  2003年5月30日，我离开缅甸不久，昂山素季再次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那天天色刚刚变暗，她和大约200名全国民主联盟成员乘着汽车或开着摩托车行进在缅甸北部一条安静的单车道公路上。四五辆卡车紧紧地跟在后面。在夜色中，车辆的前灯照到路中间一名僧侣的长袍。这名僧侣走近昂山素季的汽车，请她停下来向聚集在这里等待和她碰面的村民发表演讲。她的警卫从车中出来与僧侣交谈，这时尾随在车队后面的卡车里涌出一群男子，挥舞着锋利的竹枪和铁棒。他们砸碎车窗，把人们从摩托车上拖下来，殴打他们。全国民主联盟成员没有携带武器，没法进行自卫。求救的声音随处可闻，鲜血流到路面。昂山素季最后被人们看到是在车中，后窗玻璃被敲碎，鲜血溅到她的脸上和衬衫上。

  政府发布声明宣称，与昂山素季同行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向一群支持政府的年轻人挑衅，发生冲突，导致4人死亡和50人受伤。根据这一政府声明，考虑到昂山素季的安全，她被保护性羁押，但没有信息数据显示她的具体行踪。昂山素季是否活着？是否受伤？均无从得知。还有一些人也处于失踪状态：车队里将近20名全国民主联盟资深成员和超过100名民众至今还没归家。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跟踪着从缅甸流传出来的各种混乱并且互相冲突的消息。当袭击发生时，很多人逃入周边的丛林，目睹了事件的发生过程。此后，他们不敢返回自己的家，藏身在全国各地的寺庙和一些安全的住处。一些人逃到相邻的泰国，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一事件的不同面貌开始获得关注。目击者估计大约有70名全国民主联盟成员被殴打致死，超过100名成员被捕。袭击者是联邦团结与发展协会成员，包括一些身穿便服的政府士兵。一致认为是当局策划了这起袭击，以恐吓昂山素季，把她和全国民主联盟构陷为试图破坏国家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这也给将军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让昂山素季消失。仅仅一周以后，联合国特使飞抵缅甸，获准与她会面。他表示，昂山素季健康情况良好，但是不能透露她现居何处。据推测，她被羁押在永盛监狱的特别牢房。直至袭击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她才返回自己在仰光的住所，再次被软禁在家中。

  2010年11月，军政府主持了一场大选以建立文官政府。当军政府支持的政党以非常大的优势当选，没人感到意外，反对党受限于苛刻的选举规则，选举舞弊却到处都是。事实上，选举进程被普遍视为只是给将军们掌控权力增添一层民主的表象。缅甸大选之后，没过几天，缅甸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获释，结束了被软禁在家超过七年的生涯。在解除软禁那天，数千名曾经长期被迫沉默的支持者，兴奋地涌到昂山素季住宅前的大学路（University Avenue），欢迎她的归来。这一事件向全世界预示，这一个国家会在未来重燃希望。

  但是，在缅甸习以为常的是，没什么事情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昂山素季还有待试探她的自由边界。她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因为没有参加大选，被军政府依法解散。军政府将会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允许昂山素季和其他全国民主联盟成员参加政治，并不明晰。在这两个问题上，军政府并未保证相应的自由；虽然昂山素季的获释被国际媒体广泛而热烈地报道，但缅甸绝大多数出版物被禁止对她进行报道，或者刊出她的照片。

  最近几年，我多次返回缅甸，没看到军政府面对反对声音有放松控制的迹象。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将军们继续对缅甸进行铁腕统治，我在这本书里探讨过的独裁工具——宣传、监控、审查以及无处不在的暴力——仍然被广泛使用。

  2005年11月，军政府将首都从仰光迁至北方320公里处的不毛之地。这次迁都事先没有通报，当仰光政府办公室的家当被装上卡车，驶出仰光，绝大多数民众才知道此事。将军们给他们的新根据地取了一个不可一世的名字：内比都，意思是“国王的住所”。

  内比都是我去过的最奇异、最荒凉的城市。在纤尘不染的六车道公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公路两边是园林式的花园和堡垒式的政府大院。虽然开放式动物园以西伯利亚虎和缅甸第一个企鹅馆为荣——在周边荒芜平原的映衬下，它显得异常的奢侈——每天游客屈指可数。巨大的欧巴达丹蒂佛塔（Uppatasanti pagoda），是对缅甸圣地瑞光大金塔的精确复制，俯瞰着城市，这个金的有些虚幻的纪念物表达了军政府对万寿无疆的渴望。安全地幽居在这个独裁者订制的迪尼斯乐园里，将军们成功地切断了自己与其他民众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离群索居和自我防范。

  2007年9月，当局无能的经济政策导致急剧的物价上涨，引发反对军政府的大规模活动。成千上万僧侣走上仰光及其他城市的街头，参与抗议。在缅甸压抑的气氛下，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爆发—在1988年学生领导的起义之后，这是规模最大的抗议。军政府反应的迅速和残酷可想而知，士兵被调集到仰光，向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开火以进行清场，他们查抄寺庙，将超过2800名僧侣和居士关进临时拘留营。估计有大约100名民众被杀，但具体的死亡人数和真实的完整细节，可能永远不为人知。

  之后，军政府立即启动了令人齿寒的全面清扫行动，用消防车冲洗路面的血迹。军政府同时实施宵禁，涉嫌的抗议者半夜被从家中拖出。许多勇敢的缅甸博客作者翻过军政府在网络上设置的防火墙，向国外发送有关的消息，他们被追查并被送进监狱。军政府训练有素地清除所有可能的目击者。

  那段时间，我进入缅甸，试图将各种信息拼贴在一起，我与僧侣、从拘留营获释的民众、逃亡的抗议者、被卷入活动中的普通旁观者交谈。出于能够理解的原因，人们处于惊恐状态，不愿公开谈论。在互联网封锁和政府追捕目击者的情况下，他们开始秘密传递自己的见闻，比如通过双手：一名教师给我一份打印的文章，题目是“让全世界都知道”（For the World to Know），讲述政府军士兵将枪口对准和平抗议的僧侣，她和同事目击了这一景象，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一名诗人给我一份没有署名的手抄诗作，这首诗的最后一行是“佛陀，死去的佛陀”；一个朋友给我一份祈祷书，口袋本《慈经》（Metta Sutta），当僧侣们参与时他们会不断吟诵那些充满慈悲情怀的经文。

  几乎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会交给我一些需要传递到外部世界的东西，我搜集这些见闻的冲动也不可抑制，我感到，我正在保存微小但是重要的历史证据。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怎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一个地区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